老杨：习近平：严以用权的十个要求2015年08月11日 10:52来源：学习中国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个要求：敬畏权力要做到严以用权，就应该坚持用权为民，心存敬畏。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清楚，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力是神圣的、高山仰止的。对手中的权力要有畏惧之心，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保持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的约束，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赋予你的权力。第二个要求：慎用权力要负责任地行使权力，慎言慎行慎独慎微慎初慎终。谨慎用权的前提是要把情况都搞清楚，把问题想明白。搞清楚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多调查研究、向人民学习、向专家学习、向历史学习。把问题想明白，就是要深思熟虑，集思广益，发扬民主，博采众长。第三个要求：为公用权自古以来的历史说明，为官只有用权为公，才能得到人民的称赞和尊重，否则就会让群众不耻和诟病。每个官员都要以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座右铭。用权为公，守住公与私的分界线，绝不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一定要践行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四个要求：依法用权用权一定要依法。依法治国，最重要也是依法治权，使权力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必须给权力运行“划红线”、“布雷区”，“法无授权不可为”。让权力在安全线内运行，权力周边要有“警戒线”和“高压线”。第五个要求：履责用权权力和责任是紧紧相连的，有多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尽多大的责任才会有多大的作为。每个干部都要扎扎实实履职尽责，要把高标准履职尽责作为基本要求。日常工作能尽责，难题面前敢负责，出现过失敢担责，面对急难险重的任务要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第六个要求：务实用权严以用权和干事创业不是对立的。严以用权不是说有权力不敢用，而是为了更好地干事，有的人感觉为官不易，所以不敢用权，为官不为，尸位素餐。当前有些地方干部懒政怠政，使权力处于休眠的状态。对此，就让他们腾出位置来给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第七个要求：刚直用权刚直用权就是面对各种歪风邪气，要敢于较真，敢于碰硬；面对重大原则问题，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要用权不媚俗、不逢迎。要像海瑞那样刚直用权，具有牺牲精神。第八个要求：阳光用权用权必须透明，在阳光下运行，各级干部最好的用权方法就是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落实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的制度；同时，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来监督权力，让权力在人民眼皮底下运行，干部应该逐步习惯于在聚光灯下工作。第九个要求：廉洁用权作为官员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管得住自己，也管得住身边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心有戒尺，干净做事，廉洁律已、廉洁用权。管住身边人对领导干部特别重要，不能让身边人毁了自己。第十个要求：公正用权公平正义是权力使用的根本标准。权力是公器，官员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正义，而不能仅凭自己的好恶有失公允。有权力更不能任性，任性的权力肯定是破坏公平公正的。严以用权，就要严格区分公私界限，从思想上、行为上杜绝以权谋私，拒绝各种特权；严格按法办事、严守规则和制度行使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严格接受人民监督，时刻听取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及时加以改进。

老杨：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作者:张全景 来源:红旗文稿 日期:2015-09-0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清醒剂。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抗战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共产党是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是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同时，我们也始终秉持着：纪念这场战争的胜利，并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以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传统，向世人昭示，我们是为了铭记历史，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近代以来，在侵略中国的列强中，日本是侵略中国次数最多，掠夺最残酷，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最深重的国家：逼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制造惨绝人寰的屠杀惨案，攫取种种特权，真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日本侵华蓄谋已久，自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后，日本就逐渐发展成为军国主义国家，积极实行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从1874年日本借口难民问题兴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白银50万两，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历时64年，其行动大体可以分为开启武力侵华、扩大对华侵略、参与列强瓜分中国、企图独占中国四个阶段。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一度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妥协下，中国军队节节败退，丧权辱国，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然而，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有了以毛泽东为统帅的人民军队，使全民族抗战成为可能，并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一举洗刷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实现了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　　一、毛泽东最早提出抗击日本侵略者，并促成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的宣言，又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同志到东北，领导各路游击队，并逐渐成为东北主要的抗日武装力量。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1月27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反蒋抗日”建立统一战线，打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到1932年底，中共中央先后发表10多个文件。这些文件大多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在毛泽东的掌舵下乘风破浪前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这个新局面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将进入“抗日民族战争的阶段”。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红军内部一片欢腾，多数人主张杀蒋介石报仇，而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力排众议，最终制定了联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推动国民党政府从片面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由此可见，当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际，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竭尽全力促成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抗战的主导力量，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是宽阔胸怀、大仁大义和大智大勇，生动地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二、毛泽东主导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毛泽东的主张下，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包括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斗争和改编红军等，迫使蒋介石放弃了全面内战的方针，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共同抗日。1937年8月22日，蒋介石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加入了国民党第二战区（晋绥阎锡山）序列。第115师在晋东北地区活动；第120师挺进晋西北抗日前线；第129师开赴晋东南地区。红军改编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当时很多指战员思想不通，认为改编就相当于共产党、红军向国民党投降。针对这一状况，红军各部普遍向广大指战员开展了一次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明确指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才实行改编。经过思想教育，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实行既统一又独立、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其中尤以“皖南事变”为甚，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即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主张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以斗争求联合，极力维护统一战线。“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国民党蒋介石遭到来自国内外各方面正义力量的抨击，冯玉祥说，经“皖南事变”蒋介石“实难挽回人们的信赖”，反而使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　　毛泽东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发展，使中国不再是四分五裂、一盘散沙，而成为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凝聚起来的中国。离开了毛泽东，就谈不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谈不上抗战精神。　　三、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前途，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　　在全面抗战开始的10个月里，亡国论与速胜论此消彼长，十分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作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透彻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国家性质、强弱、大小和战争的性质，明确指出，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人民战争思想，“兵民是胜利之本”成为至理名言。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1—512页）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消除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论持久战》不但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结合实际学习运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广泛传播，卫立煌等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对毛泽东的观点高度认同、啧啧称赞，甚至把《论持久战》带在身上当教科书。《论持久战》还在侵华日军中不胫而走，有的读后认识到了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落后性，成了反战人士，有的还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　　历史告诉我们，当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的前途陷入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分析使人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在八年抗战中，不管战局如何复杂多变，如何扑朔迷离，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论持久战》也因此成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不但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世界；不但指导了抗日战争，而且指导了以弱胜强的反侵略战争。　　四、毛泽东主导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开辟了敌后根据地　　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问题时指出，抗日战争将是艰苦的持久战，日本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华北，上海是辅助方向。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牵制与相机消灭敌人。毛泽东提出了5项任务：创造根据地；钳制和相机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持任务）；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地说，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谈起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毛泽东一会儿伸开五指，一会儿收拢拳头，形象地比喻道：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山地战是考虑便于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小游击队可以到平原地区发展。红军整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毛泽东针对抗日游击战争主要在外线单独作战和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实际，进一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要获得如下“自由”：一是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二是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组织义勇军的自由；三是执行南京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四是依傍山地与不打硬仗的自由。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战术一直为八路军、新四军所遵循，对壮大人民武装起了决定性作用。　　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正面战场遭受重大伤亡，节节败退，到 1938年10月，随着武汉沦陷，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与此同时，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开辟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主要战场。平型关大捷是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八路军迅速在敌后展开了全面的对敌作战，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在华北大地建立起来。新四军成立后，华中抗日根据地也建立起来。敌后战场的开辟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使得日军腹背受敌。武汉沦陷后，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以主要兵力转向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担负起了抗战的主要责任。　　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5个团，参加人数20多万，极大地震动了日军侵华最高指挥机关，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但同时也陷入了地雷战、地道战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包括陕甘宁在内的19块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并在1944年4月到12月的豫湘桂战役中溃败，丧失兵力多达五六十万人，使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陪都重庆。　　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到战略相持阶段，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9%，伪军的几乎百分之百。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名副其实，持久战和山地游击战是以弱胜强的一大法宝。蒋介石也提出过搞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还在衡山举办了训练班，但留在后方和派往后方的数十万大军，分散则溃败、集中则投降，一块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来。正如国民党有的官兵所说，“我们学不了，就官兵一致，一律平等这一条，就学不来。”而这一条，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解决，到抗日战争时形成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体现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而国民党军队是无法实行的，怎么能够学得来呢？日本人说，国民党是“降官如毛，降将如潮。”降日的国民党中委20人，将级军官67名，连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出色的庞炳勋部也因兵败而投降，这与八路军、新四军无一建制连排降敌形成明显反差。　　五、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抗日战争中确立，毛泽东思想也在抗战中成熟　　毛泽东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抗日战争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他的公认的领袖地位就形成于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成熟确立也始于这个时期。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发表了许多光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比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涉及战略方针、军队建设、党的政治建设、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为我们党的成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展现出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的风范。　　毛泽东亲自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成了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1939年、1944年、1945年毛泽东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提出的“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著名观点，被称为“老三篇”，教育、熏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并成为中国人民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从黄土高坡唱响“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期发表《沁园春•雪》轰动国统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历史赋予的。宝塔山下住着毛泽东、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延安才能成为指引抗日战争胜利的灯塔、千百万有志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　　回过头来看，历史变得更加清晰。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历经血雨腥风、千锤百炼打造的人民军队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如果没有毛泽东大智大勇、联蒋抗日，建立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并战胜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权；如果没有毛泽东高瞻远瞩、目光如炬，洞彻历史发展规律，提出了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如果没有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和胆识，指挥全党全军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位置，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建立了巩固的敌后根据地等等，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进而，也就没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是伟大的胜利者，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郁达夫曾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凡有良知的人、对党史国史能够客观看待的人，都会对毛泽东心生敬仰。那些借纪念抗战胜利吹捧蒋介石、贬低毛泽东的人，不是思想糊涂就是别有用心。　　历史就是历史。无数英烈用鲜血写就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确立的正确的思想、政治、军事路线，才有了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使得抗战取得胜利。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伟大领袖！ （作者：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

老杨：不竭的源泉 永恒的动力 ——论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孕育出的伟大的抗战精神有着十分深厚的内容和极为丰富的内涵。爱国的精神是抗战精神之核心，是抗战胜利之根本；英勇的气概是抗战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生动体现；坚定的信念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涵，是战胜日寇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巨大精神动力。伟大的抗战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激励中国人民不懈拼搏、奋勇前进、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关键词：抗战精神；民族复兴；爱国的精神；英勇的气概；坚定的信念。 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对抗日战争予以高瞻远瞩地概括：“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抗战胜利后，众多亲历抗战的将士以及专家学者搜集整理并公诸于世的关于英勇悲壮、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许多回忆纪实文章和大量数据资料足以证实，毛泽东同志对抗日战争的论述是极其精辟、无比英明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枪声，惊醒了沉睡百年的东方“雄狮”，在华夏大地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从白山黑水到椰林黎寨，从东海之滨到滇西高原，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的燎原烽火愤怒地燃烧，抗日的滔天巨浪令倭寇丧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区总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占了600余万平方公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牵制日本陆军总兵力最高时达90％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作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算起，整整打了14年，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也打了8年多。美英对日作战不到4年，苏联对日作战仅24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也是这场浩劫的终点。从“九一八事变”到日军投降，14年中，大半个中国被日寇践踏，930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4200万难民无家可归……日本法西斯在中国地面上施行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等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真可谓“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中坚力量。当时的延安是座仅有3000多人的陕北小城。无数有志青年带着热情、向往和希望，跋山涉水来到这里。1938年至1939年期间，最多的时候，一天有1000多人到达延安。 毛泽东同志指出：“不管现在我们的正式军队比起国民党现存的军队来（包括中央系和地方系）在数量上要少得多，但是按其所抗击的日军和伪军的数量及其所担负的战场的广大说来，按其战斗力说来，按其有广大的人民配合作战说来，按其政治质量及其内部统一团结等项情况说来，它已经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主力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在广袤的白山黑水间浴血抗敌；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局出发，全力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下基石……4万名红军战士，眼含着热泪，接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万名走出深山的游击队员，组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无数支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后，游击作战……成千上万的英烈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华大地谱写下可歌可泣的壮歌。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对日作战共12.5万余次，打死、打伤和俘虏日本侵略军和伪军170多万，牵制了日本侵华军总兵力的半数以上，成为中国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共歼灭日军150余万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日本法西斯的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法国军事专家肖布拉德也说，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对于二战胜利所发挥的作用，与法国“抵抗运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抗战对于二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总数达35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中国人民以沉重惨痛的代价，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取得了百余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在“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的八年抗战中，中国人民凝聚、迸发、锻造、提炼出一种无比伟大的精神——抗战精神。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斗争实践中的精神结晶。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战精神充满无限生机和活力，是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弘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伟大的抗战精神有着十分深厚的内容和极其丰富的内涵。由难计其数的史料中，可以对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列出许多条来。但笔者以为，抗战精神的具体体现有三条是感天地泣鬼神的，也永远值得时刻铭记不断发扬光大：①爱国的精神；②英勇的气概；③坚定的信念。 爱国的精神是抗战精神之核心，是抗战胜利之根本；英勇的气概是抗战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军民浴血奋战的生动体现；坚定的信念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涵，是战胜日寇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今年清明节期间，央视《重读抗战家书——祭拜壮士国魂》节目中，诵读展示的抗日将士一封封含泪浸血的家书，其爱国的精神、英勇的气概、坚定的信念饱含于字里行间，委实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首先，爱国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把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生命价值融为一体，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其爱国的精神得到了集中凸显和岩浆式喷发。 国难当头，所有中华儿女，包括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团体、爱国人士、少数民族、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在中华民族命系一线的危难时刻，自觉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乃至最宝贵的生命，践行着“抗日救国，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铮铮誓言！ 对峙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携手合作，共赴国难，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工人阶级始终站在抗日救国的最前列。“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上海的码头工人就掀起了反日大罢工。随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行动起来，罢工示威，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斗争。“七七”事变后，长辛店的铁路工人将大批铁轨、枕木运往前线，供中国守军构筑工事；各地工人纷纷组织抗日团体，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决死队，毅然奔赴抗日战场。 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践踏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原东北军爱国官兵、农民、工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便自发组织起来，与日本法西斯展开了血战。“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处处涌动着波澜壮阔的抗日救国洪流。 爱国的青年学生是抗日救亡运动的先锋。“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一传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西安、武汉等城市的青年学生便纷纷组成请愿团、示威团，呼吁全国同胞奋起抵抗。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悲愤的北平学生自发地行动起来，冲上街头，发誓“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一场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南京冒雨请愿的学生，“鹄立于雨夜之中过夜，一任风雨之肆虐者一昼夜，甚至有病苦不支而倒地者，全体一心，至死不去”。全面抗战爆发后，更有无数热血青年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投笔从戎。 在云南，为了让华侨更快、更顺畅地回国抗战，20万各族同胞自带干粮，手挖肩扛，用9个月时间在崇山峻岭间开凿出近千公里长的滇缅公路。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称赞说：“这种精神是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的！ 在重庆，70名青壮僧人组成“僧伽救护队”，冒着烈火浓烟，脚踏碎片瓦砾，奔走于断垣残壁之间，救助遇难同胞。 在武汉，台儿庄大捷的喜讯传来，社会名流、职员工人、黄包车夫踊跃捐款捐物，连乞丐也“行乞捐款抗战”。 …… 身处海外的1000多万侨胞，慷慨解囊，踊跃捐输，支援祖国抗战，数万侨胞返回祖国，直接奔赴抗日战场。他们表示：“祖国的存亡就是华侨的存亡”，“宁可为祖国死，也不愿意看到祖国沦亡而偷生。”不少华侨自己购车开回祖国，在滇缅公路上为抗战运输后勤物资，甚至牺牲在日寇的炮火下。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不仅在岛内开展了艰苦悲壮的抗日斗争，还有５万多人渡海翻山，回到祖国大陆参战。 这真是“举国鼎沸兮，全民总抗战”，“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毋庸置疑，倘没有中国人民将爱国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就不可能激发出空前高涨的抗日热情，更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防御、相持和反攻直至最后的胜利。 其次，英勇的气概。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英勇的气概是压倒敌人、摧垮敌人、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气势和士气。在空前惨烈的抗日战争中，宁死不受亡国耻，前赴后继抗日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其英勇的气概威震深渊，志撼山岳，气贯长虹！更是抗战精神最为感人肺腑之处。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面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地面上穷凶极恶、惨绝人寰地烧杀抢掠，中华儿女激起气节之魂、豪迈之气，愤然而战，视死如归，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枪炮，保卫神圣的家园。他们以气吞山河的气概、沧海同深的志量，在中华民族史册上谱写下最为辉煌耀眼的一页：或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裂身银汉，或碎首沙场，或毁家纾难，或宁死不屈……死事的惨烈，慑匪寇而泣鬼神；人格的崇高，动苍穹而震寰宇！完全可以说，在极端惨烈的抗日战争的每个阶段，在神州大地的每个角落，都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场景和生动表现。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同胞迅即发出铮铮誓言：“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人的巨大代价，奋力抵抗3个月。会战最激烈时，一天消耗一个师。看着一个又一个师投入战场，然后迅速死伤殆尽，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惊呼：“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美国总统特使埃文思·卡尔逊观战一个月后，致信罗斯福总统说：“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狼牙山五壮士”在子弹、手榴弹全部用光后，就搬起石头砸日本鬼子，最后英勇跳崖。 抗联的8名女战士，在掩护主力撤退后被敌人包围，她们不甘被俘，手挽着手沉入乌斯浑河。 东北抗联领导人杨靖宇在战斗牺牲后，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胃中只有草、棉絮和树皮。多年后，当年划开杨靖宇胃部的岸谷隆一郎，忍受不了英雄烈举的震撼，内心不堪折磨，终致剖腹自杀。他在遗书中忏悔：“中国拥有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在守卫曹家桥的战斗中，坚守阵地的60余名战士全身浸火油、负炸弹，突然猛扑日军阵地，使日军数百人毙命，而这60余名勇士全部壮烈牺牲。 在忻口会战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在家书中表示，“我爱你们，更爱祖国！”“不打败日本，决不生还！”会战中，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最后和师长刘家麟等为国捐躯。忻口会战坚持3个月，歼灭日军3万余人，而在取得这一辉煌战果的背后，是10万爱国将士马革裹尸！ 在湖南常德保卫战中，一支8000人的中国军队，只有83人生还。 在襄东战役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赴前线指挥，身遭数处重创，仍振臂高呼杀敌。 …… 抗战时期，中华儿女展现出的英勇的气概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再次，坚定的信念。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50周年时，从一篇文章里读到了很难忘怀的一句话：美国西点军校一位高级教官讲，我们不怕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战争，不仅是武力的较量，更是意志、精神与信念的较量。坚定的、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是夺取抗战胜利的精神基础，也是抗战精神的重要内容。 1938年1月的一个晚上，在延安窑洞里。毛泽东耐心听完44岁的梁漱溟提出的有关抗日的一些疑问后，微笑着但又斩钉截铁地说：“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询问杨虎城将军：“中国有强大的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虎城回答：“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定的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中国的爱国军民和有识之士不但对抗战充满必胜的信念，而且深刻地认识到，抗战不但能够胜利，而且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复兴的机运。哲学家冯友兰乐观地说：“现在中国与日本打仗，是中国在近代处境最危的时候，但不是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中国在近代地位最劣的时候，已经在二十年前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是中国中兴的时代，而不是中国衰亡的时代。” “七七”事变前，中国的国力、军力远逊于日本。全面抗战开始后的前四年，贫弱的中国单独顶住了近百万机械化装备的日军的野蛮进攻。而就在同一时期，号称“欧洲最大陆军强国”的法国，在希特勒闪电战的打击下，仅6个星期就全线崩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线的主战场，拖住了日军总兵力的七成。为什么中国能够长时间独立支撑抗战的局面？为什么贫弱的中国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日本法西斯？笔者以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华民族有着坚定的、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持久抗战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揭示了侵略者必然失败的本质，提出先是战略防御、继以战略相持、最后战略反攻的总体战略设想，正确预测了这场战争的进程，得出最后的胜利必将属于中国这一鼓舞人心的科学结论。《论持久战》是中华民族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的高度体现，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在抗击日军的战场上，尽管战局时好时坏，阵地时得时失，但无论如何艰苦卓绝，广大军民始终保持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心。在敌后战场的平型关战役、雁门关伏击战、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台儿庄战役、万家岭战役、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战斗中，中国健儿奋勇杀敌，重创日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漫长惨烈的抗日战争中，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法西斯，中华儿女没有被吓倒、压倒。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困苦的条件下和十分险恶的环境里，坚持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战斗在冰天雪地，缺衣少食，却与数十倍于己的日寇长期周旋，牵制了大量日军。他们靠的是什么？首先靠的就是顽强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最艰苦的岁月，在日寇残酷围攻下，共产党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一度出现极为困难的局面。但根据地军民满怀坚定信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开展“反扫荡”、“反蚕食”的人民游击战争，终于战胜困难，度过难关，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儿女凭借坚定的、愈挫愈奋的必胜信念，打出了一场让敌人胆寒的战争，打赢了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最终取得百年来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彰显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坚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伟大精神！ 时刻牢记过去，才能更好开创未来。抗战的硝烟虽已散尽，但抗战的精神还须继承弘扬。放眼世界，形势总体和平稳定，但并非天下太平，“痛饮黄龙君莫醉，须知东海尚藏鲸”；国内形势大好，但仍有诸多安全隐患，“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以及“台独”、“藏独”、“疆独”等严重威胁和危害着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党的事业蓬勃向上，但在革命队伍中仍有一些意志薄弱者，不断成为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糖衣炮弹”的俘虏，这些人的铤而走险、违法乱纪不仅严重损害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动摇着我党的执政根基。鉴于以上所述，我认为，要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领先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继续保持和大力发扬抗战时期的那么一种劲头、那么一种作风、那么一种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核心目标——“两个一百年”（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具体内容——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力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大力建设和弘扬新时代的中华文明.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其具体表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实现途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其实施手段——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其“四大基石”——一定要坚持信仰宗旨，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一定要坚持反腐倡廉，一定要坚持艰苦奋斗；其最终目的——重新塑造中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重新树立中国在世界上的伟大光辉形象。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有着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也有着辉煌灿烂的壮美前景，更有一个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的历史过程。要在一个具有五十六个民族，人口比欧盟、美国、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跨入世界领先地位，这是人类社会亘古未有的壮举，其难度不言而喻。 关山初度尘未洗，策马扬鞭再奋蹄。在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和深化改革的攻坚期、深水区的紧要关头，必须尽心竭力、全方位的拼搏。笔者以为，在攻坚克难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大力弘扬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伟大的抗战精神即是中国精神之代表、之精髓。如前所述三点，爱国的精神是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明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巨大精神动力；英勇的气概是闯暗礁险滩、破惊涛骇浪，让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拓展出“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壮阔前景的可靠保障；坚定的信念是激发和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源泉。 总而言之，抗日战争孕育出的伟大的抗战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让我们从这种宝贵的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把伟大的抗战精神转化为埋头苦干、振兴中华的实际行动，励精图治，奋发图强，同舟共济，开拓创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共同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征程上，伟大的抗战精神始终是激励中国人民不懈拼搏、奋勇前进、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老杨：“四个全面”的理论特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发布日期：2015-07-15 来源: 人民日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鲜明的理论特征。深入分析、全面把握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特征，对于我们深刻认识这一战略布局的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立场的人民性　　任何理论都有自己的价值立场。价值立场是阶级立场、政治立场、政党立场的理论表现，回答和解决的是理论为什么人服务的价值取向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站在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价值立场也必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是站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为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的科学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以增进人民福祉为价值取向，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使命追求，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改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责任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人民根本权益，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管党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可见，“四个全面”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人民立场，体现着鲜明的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　　精神的时代性　　科学理论的精神是时代精神的一种反映。“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就是对当今时代新的阶段性特征的理论反映。当今时代新的阶段性特征是，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因此，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蕴含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因子。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分别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确立为主题；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可以说，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逻辑延续，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必然结果。“四个全面”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根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需要，把四个“全面”集成为“四个全面”，并把“四个全面”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布局，从而续写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篇章，增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新成果。　　思维的辩证性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闪耀着辩证思维的光芒。　　“四个全面”坚持全面而不是片面地观察和处理问题的观点。就“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来看，着力解决的是一个领域的问题。就“四个全面”的整体来看，既解决经济基础的问题，也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既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解决社会方面的问题；既解决发展中的具体问题，也解决党对发展的领导问题，力求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工作。　　“四个全面”坚持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辩证统一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于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支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四者统一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实践。从“四个全面”的具体内容来说，全面深化改革要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也包含法治建设和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既包含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固化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也包含依法治国、依规管党治党的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全面从严治党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起着政治引领和组织保证作用，三者最终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相互支撑的有机统一体。　　“四个全面”坚持全局和重点辩证统一的观点。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处在关键地位，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就“四个全面”的每一个“全面”所包含的要素看，也是既着眼全局又有重点的。比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所包含的诸要素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始终是整个目标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在全面深化改革所包含的诸要素中，经济体制改革始终是重点；在全面依法治国所包含的诸要素中，党的领导始终是具有本质特征、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在全面从严治党所包含的诸要素中，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是主线。由此可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全面、联系、发展的观点观察和处理问题，正确认识和把握规律，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是辩证思维的理论结晶。　　意义的实践性　　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导实践。“四个全面”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其理论意义是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引领。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也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这就深刻阐明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基础和实践意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总结十六大、十七大以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经验，在十八大上确立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我们党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深刻分析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战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加强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治国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特别是深刻总结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成功经验，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的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的战略要求。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为满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它必将以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不断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持续深入发展。